日本奈良时代歌人山上忆良的身世始终是一个谜，但是他作为遣唐使少录到过中国，却是史书上有记载的。回国后他所做的几百首和歌，都收在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里。从这些作品看，他读过的六朝和初唐的书实在不少。有趣的是，有不少作品与敦煌发现的王梵志诗，不仅构思相近，而且连用语都相同。比如他的《贫穷问答歌》，描绘穷人破败的住所，褴褛的衣衫，里正的逼债，妻儿的啼号，无不与梵志诗《贫穷田舍汉》相同，连末尾的感叹，也和梵志诗中“如此田舍汉，村村一两枚”语义酷似。因此，山口博在他的《万叶集的诞生与大陆文化——从丝绸之路到大和》一书中便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在长安街上，山上忆良出神地倾听着乞食和尚王梵志演唱《贫穷田舍汉》，在街人的喝彩声中，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一首新的和歌的构思，也要写出故乡那些在律令制下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心声。山上忆良历来有社会派歌人之称，他是听过梵志的歌唱，还是读到梵志的诗集，抑或兼而有之，我们已经无由得知。然而，山上忆良和歌与梵志诗的关联，不能不唤起我们对敦煌与日本古代文化因缘的神往。
大量文物和考古结果证明，西域的文化艺术流入日本达到了令今人刮目而视的程度。在正仓院的御物之中，有亚西利亚的箜篌、东罗马的雕花玻璃、萨珊王朝波斯的漆胡瓶、印度的五色龙齿等许许多多文物。那里的一幅屏风画——《树下美人图》，其构图表现出波斯、印度以及中亚细亚诸国共同的特点。日本学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也是七八世纪全亚洲的国际性文化的缩影。只要看一看这幅《树下美人图》和法隆寺壁画的飞天，日本七八世纪的佛教艺术如何追随那来自大漠的风潮，便不难推想了。
在日本，为敦煌学的魅力所吸引而投身研究的，有历史学者、宗教学者，还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但专攻日本文学的人，则首推川口久雄博士。在他去世七年之后，去年，由明治书院推出了六卷本的《敦煌来风》，它使我们能够大体把握日本敦煌文学比较研究的现状。
川口久雄1910年出身于金泽市。1961年至1962年间，他承担了《敦煌资料与日本文学》的研究课题，前往英法等国作访问研究，朝夕翻阅被欧洲人从莫高窟窃取的大量资料。作为日本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他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它们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在探讨我国西北陆续发现的庶民唱导的资料的素材与性质时，感觉到在日本文学的地下存在着一股潜流。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些“爽快的思考的日子”。日本平安时代以后宫为中心的物语文学的繁荣被称为世界文学的一个谜，川口久雄推断，在物语文学繁荣的前夜，作为其形成的基础，一定有不通过语言文字的“绘解”这样一种交流。“绘解”就是说画儿或讲画儿，平安末期以后有人专门给佛画、地狱绘等宗教绘画作说解，有时一边弹奏琵琶一边讲唱。回国以后，他相继出版了《西域之虎——平安朝比较文学论集》、《花之宴——日本比较文学论集》、《绘解的世界——敦煌来影》等著述。1983年，以其研究业绩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勋三等日中绶章。川口久雄于1993年去世，新出版的《敦煌来风》收集了他从五十年代以来撰写的敦煌文学比较研究的大部分论文。
《敦煌来风》六卷分别是敦煌与日本文学、敦煌与日本的说话、敦煌的佛教故事（上）、敦煌的佛教故事（下）、敦煌的风雅与洞窟、敦煌往来的人们。由于作者酷爱绘画，他对于佛画抱有浓厚的兴趣，花了很多精力探讨了中日两国绘解与绘解者的系谱，作为绘解素材的净土变和地狱变的演进，还注意到围绕题画诗的两国的艺术交流。他平时喜欢音乐，对音乐的造诣，凝聚在《敦煌的风雅与洞窟》的研究成果当中。学生时代参加过登山队，管理过谷川岳上的小屋，早年的登山经验使其养成锲而不舍的研究态度。遗憾的是，到晚年他才有机会来到梦萦魂绕的莫高窟。在他去世前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顽强跋涉，在佛传文学的交流等方面，有了新的发现，并把眼光从平安时代前推到奈良时代。山上忆良和歌与王梵志诗关系的秘密，便是菊池英夫的论文揭开的。
敦煌资料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大有文章可做。别的不说，光说“愿文”，便该大书特书。愿文是祈愿禳灾的文章。在平安时代中后期，愿文是一种重要的汉文散文文体。《源氏物语》中几次提到它，《枕草子》当中把它同《史记》、《文选》、《白氏文集》相提并论，视同文章典范。汉文学总集《本朝文粹》等收录了不少当时一流的作者写作的追善愿文，证明当时愿文是第一等的文学，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这种文体到底来自何处，却存在疑团。过去日本文学研究者往往把它当作日本独特的文体，用它来说明平安朝汉文学的独创性。只有研究中国文学的池田温注意到吐鲁番、敦煌功德录和有关文书与平安时代愿文的关联，简单提到它们是古代日本愿文的源流。然而，只要我们读一读我国学者黄徵、吴伟编校的《敦煌愿文集》，就会发现，愿文原来在我国曾经相当盛行，从写法到语言都与日本平安时代的愿文接近。只是由于佛教在平安贵族社会的特别崇高的地位，这种文体才备受青睐，成为皇族与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日人在接受这种文体之后，又大大增强了它的抒情性，以至于写经或办理丧事，甚至僧人启程赴宋游学，都要请有名的文章家作一篇愿文。那些言辞华美而恳切的愿文，既是对佛祈愿，更是借以对人表达祝愿、同情与慰藉。有意思的是，愿文在我国似乎早已逸出了文学家的视野，而在日本，不仅平安及镰仓时代的文集中有收录，而且在反映现代佛教文学的《讽诵、叹德、表白、引导大宝典》中也有收录。《江都督纳言愿文集》、《讽诵愿文集》等都是两国佛教文学比较研究的好材料。
昔日读朝鲜《东文选》，每每不解书中收录的李奎报等人写的几篇《上梁文》的来龙去脉，读了敦煌发现的《儿郎伟》，疑团才涣然冰释。敦煌歌辞不仅与日本的和赞一脉相承，而且与韩国的佛教歌辞同源。敦煌文献不仅连着印度，连着西亚，连着长安，连着中原，还连着朝鲜半岛，连着隔海的日本。
据说川口久雄研究室里书架上放着的王重民的《敦煌变文集》（上、下），被他写划得几乎找不到空白的地方，由于加贴了很多张条，书都变得鼓鼓的。他开玩笑说，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紧急关头，就只抱着这本书逃跑。川口将这本书置于座右，其学生也以精读此书为研究生活的起点。一部敦煌学史证明，昔日起自敦煌的风，吹遍了东亚；今日的敦煌，则以宽阔的胸怀迎接着八方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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